具体来说，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享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制的权利。

我们所探讨的可能性并非是彻底消除权力关系，而是能否通过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整合，使非权力和金钱关系得到充分发展，使权力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处于非中心的位置，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多元化？ （三） 结构整合 人类像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在群合中组织生产、安排制度和调节生活。伴随国家权力的强化，秩序的"人为"色彩不断加重，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发号施令。

随着大型垄断企业组织的形成，经济权力中的等级结构表现出与政府组织同样的特征。每个自愿共同体由于价值取向存有同质性，所面对的事实通常较为简单。等级越高，义务越少，特权越多。尽管不同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呈现不同形态，但它们仍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域讨论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内在冲突，并试图构想一种新的法治模式。

现代社会的许多犯罪与纠纷都源于利益冲突，大量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将弱化的人们的逐利意识，基于利益的冲突可能随之大大减少，与此相关联的纠纷和诉讼也将随之大大减少。诸多新的事实不断涌现，人们事先无法预料，预先设计的规则难以应对新的事实。事实上，"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是公民的民族，而不是血缘共同体"。

在现代化中，伴随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形成了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独立空间。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在"自然状态"下，利己的个人之间相互为敌，因为当时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基本法则。显然，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自然权利"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不过是一种权利理论的海市蜃楼。实际上，在卢梭的构想中，人权已经被人民主权的立法所吸收了，因为在实行直接民主制社会中，人民在自我立法中不会不包括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借助这些权利，人们享有对他人提出主张、请求和向司法机构寻求保护和救济的资格和能力，并为能够实际享有这些权利而尊重他人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必要的义务。哈贝马斯的权利体系强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同步实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互为前提和良性互动，但是现代社会的权利发展是渐进的，同时具备这些基本权利并实现权利与法律的同构，对于多数社会来说，在现代化的初期无疑是一种渴望不可及目标。

但是，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过程十分不平衡，它们进入现代社会和建构现代国家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对于那些深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民族来说，在民族整体获得独立之前，个人权利无从谈起。这样，通过私人自主为公共自主提供基础，而通过公共自主转而实现私人自主，使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交往互动和良性循环过程。第三类权利主要是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确保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因此，康德的先验道德概念缺乏根基，无法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基础。

第四，人们可能会疑问，既然基本权利是主体间相互赋予的，就应该由相关主体自己来阐释他们需要哪些基本权利，而哈贝马斯却为他们提出了基本权利体系，这是否具有越俎代庖之虞？这里，我们必须说明，哈贝马斯并没有以观察者的视角代替特定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提出基本权利，而是从商谈论的视域重构了基本权利体系。换言之，人们只有实际享有并行使政治参与权，才能使前三项权利得到合法之法的保障。对于某些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是否应进行干预的问题，在国际上一直存有争论。按照实证主义的主张，人权应以体现在实在法中的权利为限，并不存在凌驾于国家法之上的人权。

哈贝马斯敏锐地察觉到，作为现代社会分化的结果，个人从传统的身份性团体解脱出来，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从未经反思的传统习俗中分化出来，由此从身体和心灵两个维度都实现了主体自由。所谓"重构"是指对原本就存在的权利加以理论的描述和阐释，并没有添加或强加什么。

康德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自我立法思想的翻版。依赖这种法律来赋予主观权利，就无异于将主观权利交给国家实在法来定夺。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将上述三对范畴纳入他的商谈论视域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所有范畴的含义也都发生了变化，例如主观权利不再是个体"主观"的产物，而客观法也不再具有纯官方的"客观"性质，它们都具有了主体互动和交往生成的意蕴。这种合法之法不仅基于民主立法程序的合理性，而且源于法律内在理由的可接受性。" 民族国家虽然具有特定的历史传统，但是，它们面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民族传统并不能为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和多元文化提供现成的资源，因而在德国现代法律的发展中，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也不得不从罗马法而不是日尔曼法中寻找资源。" 康德当年曾经担忧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会影响结成国际联盟，因而他主张所有国家都应首先建立共和制政体。在这些权利中反映的是同时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的横向社会联系"。凯尔森不仅将法律人（或法权人） 的概念同道德人概念相分离，而且同自然人概念相分离，这意味着人的权利与道德无关，与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也无关，都是国家实在法赋予的。

其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如果说权利是反映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主流话语，是标示现代法治的一个主要意象，是反映现代人的主体性和意志自由的重要符码，那么，权利又来自哪里呢？围绕这个问题，西方学界不同学者提出了各种预设、理论和主张，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权利生而固有论，还是权利源于道德论，抑或是权利国赋论，都没有能够揭示权利的真正源泉，只有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才能揭示权利产生的奥秘。

一些西方国家自15、16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开始步入了民族国家的轨道，其中典型是法国。在传统社会，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即帝国、联邦和王国。

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个人从各种身份制团体挣脱出来之后，主观权利伴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才逐渐生发出来并在现代法律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实际上，哈贝马斯虽然避免使用"世界政府"的表述，但是他所勾画的联合国已经具有了"人类合众国"或"世界联邦"的雏形。

这种法律共同体显然是作为"理想类型"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如果从"公民爱国主义"的角度，这种活动也许无可指责，但是从"宪法爱国主义"的角度，这种活动的正当性则颇成问题，因为它对包括战犯在内的"亡灵"的参拜，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伤害了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令人奇怪的是，霍布斯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然法则，实际上这本应是社会状态的道德原则。权利涉及的是人际关系，单个主体无需享有权利，因而只有从主体之间互动的角度才能够理解权利的真谛。

按照他的主张，社会保障和生态权也应是可诉求的法律权利。只要能够形成自由的政治文化就能够培育出相互承认的基本权利和"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公分母"，借助这种"公分母"，现代的多元社会和不同生活方式可以同时保持多样性和整体性， 由此可以缓解民族国家概念所包含着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

然而，在现代各种各样的人权理论中，关于这些国际人权普适性基础的论证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他既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人权观，又反对所谓的"亚洲人权价值"，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并不自然代表人类的普遍价值，其普遍性应通过商谈和对话的检验，而所谓的"亚洲人权价值"不过是伦理向度的人权，并不具有普遍性，本应与道德向度的人权保持一致，不应在人权问题上自立区域性的"门户"。

它们的这些行径都显然有悖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干预的初衷。如果这些国际人权文件所包含的人权确实具有普遍性，它们就能够经受住商谈论的检验，因而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肯认。

这样，哈贝马斯就拒斥了"权利自赋"、"权利天赋（确切说是自然赋予）"、"权利国赋"和"权利神赋"几种主要的权利发生论。"法学家们无法处理成熟的罗马法的优势地位问题"。换言之，如果说合法之法源于公民的自我立法，那么，合法的权利也应源于公民的权利自赋。如上所述，前者可造成权利发展和变化的困境，后者会把权利作为国家实在法任意定夺的对象。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思考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相互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把两者都置于主体互动和人际商谈的基础上，通过权利互赋和自我立法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当公民需要确认、赋予或保护某种主权权利时，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民主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愿望和要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基本的民生条件尚不具备，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它们强调发展权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也可以理解。

对这种理论扬长避短，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权利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人权的健康发展。这种立法过程区别于传统的精英代议制立法，也区别于大众民主的简单多数表决，而是重在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通过扎根于生活世界的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与立法机构的良性互动，通过诉诸接近"理想言谈情境"下的合理商谈过程，通过商谈中提出的令人信服理由的说服力量，公民在民主的自我立法过程中实现权利自赋。

根据自由主义传统，人权高于主权。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在英美的宪政实践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